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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剛剛出爐的名單勾勒出中國戶外運動資源圖譜。

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體育總局等六部門印發了《關于印發第一批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建設地區名單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確定將“北京市平谷區金海湖戶外運動目的地”等49個目的地納入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建設地區名單予以重點支持。

名單主體體現出地域特色和資源優勢：新疆阿勒泰、河北張家口等地，正將“冰天雪地”轉化為“金山銀山”；四川阿壩州、湖北恩施州、貴州黔西南州等雄奇山岳地區，成為登山徒步愛好者熱門打卡地；海南萬寧、湖南岳陽等水域資源豐富城市，開展水上運動潛力巨大；而云南大理州、青海海北州、內蒙古呼倫貝爾等地，則為越野、騎行等運動提供了廣闊舞臺。

“這份名單是一次經過深思熟慮的全國性戰略布局。”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魏國學在中國戶外運動產業大會進行主旨演講時說，這些目的地根據自然稟賦和運動基礎，從冰雪到山地、水上到陸地、航空到綜合，被精準布局在中國的地理坐標上。

今年年初，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體育總局《關于建設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的指導意見》，文件明確提出“到2030年，全國建設100個左右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北京體育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攜程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基地)首席研究員王笑宇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首批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建設地區名單的公布，與之形成了“從頂層設計到落地實施”的政策閉環，標志著我國戶外運動產業正式由“粗放擴張”邁入“精準賦能與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什么是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

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體育產業增加值達到14915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5%，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體育產業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突破口在哪里？就在戶外運動最具活力和潛力的細分領域。”魏國學表示，我國戶外運動參與人數突破4億人，產業規模在體育產業中占比近6成，“可以說抓住了戶外運動，就抓住了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牛鼻子’”。

魏國學在演講中提到，“高質量”不是空洞的形容詞，而是具有一套嚴謹科學且充滿溫度的行動綱領，具體到戶外運動目的地的建設，需在6個方面成為“高地”：

首先是價值高地，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我們要做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讓運動與自然共生，在嚴守生態紅線等前提下，通過科學規劃開發，讓自然資源活起來”；

其次是便捷高地，讓全民健身觸手可及，“要完善的不僅是專業的運動賽道，更是通達的交通網絡、清晰的指引標識和人性化的配套服務”；

再次是服務高地，提供專業服務與極致體驗，要培育專業龍頭企業，培養高水平教練和向導，建立國際化服務標準；

同時，還需要活動高地，如構建金字塔形的賽事體系，兼具國際頂級賽事和群眾性趣味活動；

此外，還要成為經濟高地，促進產業融合與共同富裕。戶外運動不是孤立的產業，要通過“戶外運動+”深度融合文化、旅游、康養、教育等產業，輻射帶動裝備制造和生產性服務業，“要讓當地的村集體和老百姓實實在在分享到產業發展紅利”；

最后是讓參與者絕對放心的安全高地。要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立體化安全防控和應急救援體系，把安全的理念貫徹到規劃、建設和運營的每一個環節，“安全才是前提”。

然而，攀登這六大高地絕非易事。魏國學強調，在建設和運營中需認識并處理好7對關系，避免陷入誤區：要特色彰顯而非大而全，要小而美的項目而非大工程，要平臺賦能而非單體項目，要社會共建而非政府包辦，要以運動為核心而非文旅搭售，要長效運營而非一勞永逸，要追求卓越而非局地思維。同時，在建設過程中必須嚴守“生態保護和安全保障”兩條不可逾越的生命線。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明確，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建設，不是試點示范或掛牌命名，而是對有戶外運動資源稟賦和發展基礎的地區予以更加精準的支持和賦能，是以點帶面推動我國戶外運動產業發展的重要舉措。

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梁強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分析，此舉意在杜絕“形象工程”。引導地方從“爭牌子”轉向“謀實事”。他說：“高質量目的地不是‘遴選’出來的，而是‘生長’出來的。政策的作用在于營造環境、提供杠桿，而非替代市場選擇。”換言之，“名單內的未必能建成，未入選的未必做不好，關鍵在于能否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從解決“一邊捆著草一邊餓著牛”開始

“打造戶外運動目的地的意義不在于數量，而在于它能否將戶外理念深入人心。”在梁強看來，多部委聯合推動提升了戶外運動的“聲量”，同時，也為破解產業發展的核心痛點提供了探索機會。

“首要解決的就是資源開發和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梁強說，除了警惕“過度開發，忽略保護”的現象，只保護、不開發也會造成“一邊捆著草一邊餓著牛”的尷尬狀況。“適合轉化為戶外運動場景的區域，往往是自然資源保護區，且有變數，例如一項公開水域游泳比賽，可能因為魚苗經過就會被取消，這類問題在過去非常普遍。”他說，問題背后恰是資源開放機制的缺失，推出高質量目的地為各地提供了“先行先試”的底氣。

梁強以浙江某河段舉例，此前，該水域歷史上被劃為航道，實際已不通航，卻因部門管理邊界難以突破而長期無法開放，后在專家團隊的研判下，依靠“高位推動”，最終打通部門壁壘，實現“活水活用”。他說，國外如萊茵河等水域通過預約、報備、智慧化管理等方式實現了開放與安全兼顧，國內如杭州、青島等地也在積極探索類似模式，“并不是水域不能開放，而是缺乏合理的協同機制”。

王笑宇通過調研發現，跨部門協同存在三大痛點：審批碎片化導致效率低下、監管真空引發安全隱患、信息壁壘影響規劃評估。針對這些問題，國際經驗提供了可借鑒的解決方案：建立跨部門聯合委員會統一審批標準、搭建數字化共享平臺、推行風險分級管理。他建議，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推動國家級平臺建設，強化省級統籌，并引入社會力量評估，形成政府引導下的多方協同以破解難題。

然而，頂層設計日益完善的同時，還要迎接“政策如何落地”的挑戰。梁強注意到東西部政策傳導的差異，“西部資源稟賦好，但到區縣一級往往只有1名體育工作人員，沒人牽頭產業發展，甚至因擔心安全隱患而拒絕合作”，這種結構性矛盾制約了政策效果的發揮。

一位戶外自然教育從業者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我們更多與村級人員打交道，有時村干部、村民不太理解政策，或覺得政策對自己無利就不執行。”他希望政策紅利能更直接地惠及基層。

“開發文體旅融合項目首先要在公益行為與經濟行為之間找到平衡。”王笑宇表示，在鄉村文體旅游項目開發的一線實踐中，清晰的合作機制、有效的利益分配與多方協同是項目成功落地的核心，尤其涉及鄉村項目的資產使用，合法合規是基礎，“許多事務還涉及民俗鄉規，需要村民公約和集體制度的配合”。

王笑宇舉例稱，新西蘭皇后鎮開發新旅館需經居民和行業協會投票；國內的松贊酒店等項目也建立了與村民的協商機制，“首先必須完成資產確權，其次要形成清晰的合作分成與利益分享模式，確保權責利對等”。他提及西部某網紅景區曾出現引流后設卡收費等亂象，正是由于權責利不清晰、利益分配機制缺失。他建議，村集體收入可用于公益性扶貧、直接分紅或公共服務設施改造，讓村民共享發展成果。

在肯道爾中國聯合發起人李松濤看來，首批目的地的實踐，不僅要解答“如何建”的問題，更要關注“如何持續發展”的課題。

“硬件是基礎，軟件才是真正的關鍵。”李松濤認為，成功的戶外運動目的地需要構建“活動-賽事-教育-文化”四層體系，教育和文化恰是以往容易被忽視的薄弱環節，“長遠來說，我們需要自己的戶外文化，需要與西方戶外運動精神不同的內核，但不管是內在挖掘還是外在塑造，我們的戶外文化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

面對戶外參與人群的急速增長，李松濤認為當前最急需的并非知識技能的普及，而是觀念的轉變，“首先要認知‘戶外運動是有門檻的’，成熟的戶外運動參與者第一項準備是參加對應的培訓課程，而不是急著出門”。他強調，只有持科學態度、懷著敬畏心的參與者增多，中國的戶外運動產業才有望走得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