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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設置了愛心座位，卻形同虛設，只能靠乘客個人自覺去保障。”廣東廣州市的宋先生近日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留言，地鐵21號線早高峰從鎮龍站到蘇元站十分擁擠，他多次看到已經顯懷的孕婦被擠在門口，深感無奈。

對于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愛心座位是否能發揮作用，70歲的孟奶奶與宋先生有同感，她家住北京朝陽區，每周會乘地鐵14號線去看孫子。她告訴記者，不管是不是上下班高峰期，她幾乎沒坐上過愛心座位。盡管能理解年輕人上班不容易，但自己年紀大了，站久了確實腿酸。

根據交通運輸部2017年發布的《城市公共汽車和電車客運管理規定》，公共交通運營企業應當按照要求“在規定位置設置特需乘客專用座位”，以及“為老、幼、病、殘、孕乘客提供必要的幫助”。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愛心座位，有的城市稱愛心座椅或愛心專座，通常設置于公共交通工具便于上下車的位置。

近年來圍繞愛心座位的爭議時有發生。一方面，即使車廂內有多個空座，很多普通乘客仍會優先坐在靠近門口的愛心座位，而特需乘客大都不好意思開口要求其讓座。另一方面，即使特需乘客要求讓座，也未必都能如愿。一些坐在愛心座位上的普通乘客認為自己沒有讓座的義務。在社交媒體上，可以看到持這種觀點的網友留言，“讓座是情分，不讓是本分”。

記者搜索發現，多地發布的公共交通管理相關法規或者乘客守則等規范性文件，盡管都提出應設置愛心座位，但多是倡導性、鼓勵性規定，并未明確要求普通乘客必須禮讓特需乘客。相應地，很多城市的地鐵公司等運營方對愛心座位該不該讓的爭議沒有明確的態度。

記者近日致電某城市軌道交通路網乘客服務熱線，接線員說，行動不便等需要幫助的乘客可以通過“愛心預約”服務，由地鐵工作人員協助進出站、上下車，但對于能否乘坐愛心座位，地鐵工作人員只能幫助積極協調，能否協調到主要根據其他乘客的意愿，“看乘客給不給讓，這個沒辦法”。

上海市讀者倪波今年5月底曾就地鐵愛心專座設置向政府部門提建議，他告訴記者，上海申通地鐵集團有限公司給他的回復是：“上海地鐵愛心專座的設置是依據《上海市軌道交通乘客守則》要求，屬于倡導性服務設施，旨在為老弱病殘孕等特殊群體提供優先便利。現行法規未賦予任何乘客強制要求他人讓座的權利，我們始終遵循‘自愿禮讓’原則……上海地鐵將持續通過語音播報、標識提醒等方式傳播文明有序的乘車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軌道交通乘客守則》規定：“老、幼、病、殘、孕婦及懷抱嬰兒者優先上、下車，其他乘客應當主動讓座”，但并未與“乘客應當持有效乘車憑證乘車”“應當自覺遵守票務規定”等其他“應當”條款一樣，有相應的責任條款。

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晴指出，在法律語言中，“應當”和“必須”往往是一個意思，都有一定的強制意義，“但如果缺少匹配的執行措施，‘軟應當’條款只能停留在倡導層面。”當然，李晴認為，用法律把所有道德層面的問題都硬性規定不一定現實，也不見得有效。在現實操作中，具體實施存在困難。比如，如何判定坐在愛心座位上的乘客不屬于特需乘客？誰來執法、取證？如果沒有能明顯識別的特需乘客，在人流量大的高峰時段，愛心座位空著會不會浪費……這些問題難以判斷。

山東臨沂市讀者張立美則提出，對于愛心座位，老幼病殘孕等特需乘客應享有優先乘坐權。尤其是有些城市稱之為愛心專座，“專座”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這是公共交通工具設置愛心座位的本意和初衷。按照這一邏輯，在沒有特需乘客時，普通乘客可以暫時使用愛心座位；一旦有特需乘客上車，普通乘客必須主動讓出座位。這是普通乘客應盡的本分，無關情分。因為如果愛心座位可讓、可不讓，與一般座位沒有區別，愛心體現在哪里？

李晴則建議，可以“輕約束+可實踐”雙管齊下。一方面持續強化公民教育和文明引導，讓禮讓愛心座位成為共識和習慣；另一方面，如果因不讓座導致老幼病殘孕乘客權益受損，可以考慮在民事責任層面追責。“讓個案形成社會引導，比簡單立法更具操作性。”

還有讀者提出，對于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愛心座位是否必須讓給特需乘客，相關管理規則要有明確要求，地鐵公司等運營方應有鮮明態度。公共交通工具運營單位可用明確的態度“強引導”。北京大興區讀者劉女士建議，“如果不能立刻全面提升乘客素質，可以安排工作人員進行引導，協助特需群體乘坐。”

四川成都市吳先生則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留言：“成都地鐵愛心專座標識十分不明顯，乘客基本上無法得知自己坐在愛心專座上。”希望優化愛心專座標識，用更明顯的標識激發道德感，提醒乘客做出讓座的文明舉動，提升城市溫度。